张光直根据考古证据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代的列国之间的关系。

[1]114二程曾称道：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张载寄望于礼乐教化对风俗的陶养，以为若不在总体上复原古代的礼乐，则难以敦当世之薄俗，因此不得不用心于天文律历，在尝试对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做统贯的解释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形上学建构的基本路向。

但在解释天体运动时，就不能不回归当时天文学理论普遍运用的以阴阳为核心概念的话语系统。不及专家之学,以浑天质测及潮汐南北异候验之之为实也。地之左旋亦是圜转运动，故有其圜转之机。二程批评张载月于人为近，日远在外的理论，却并没有提出自己具有同样解释力的学说。而且，对于外在塑造能否发挥真正的作用，二程也持保留的态度：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

张载既立纯阳纯阴之体，就不得不为相互作用、感应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另立形上根源。对于张载哲学中的神的观念，二程也持否定的态度：仲尼于《论语》中未尝说神字，只于《易》中，不得已言数处而已。相对于具体之事，依赖于形式化与普遍化而产生的道缺乏了具体事情的基本性质。

道是纲领性原理，是普遍原理。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圣人之道之所以永恒的原因在于其背后的天理。知即知道，准确地说，知道即行为人知道。理是所以然，道是所当然。

人的欲（望）便是人的一种情感反应。行为之前必须有所知，否则便是盲行。

因此，经典气质活动的背后蕴含着超越的天理。这种生存论将人的生存理解为感应，即自然的生生不息便是一种感应。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是普遍的知识，理则是这个普遍知识的终极性依据。

然而，尽管苍天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主宰者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它终究还是一个气质之体。朱熹曰：乐者，能动荡人之血气，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纯是天理，此所谓‘成于乐。人心才是将普遍存在转变为具体事情的主导者。所谓两仪，孔颖达曰：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这种改造方式便是教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这个具体的、主动的人心是自主的个体心灵。教化是人类社会主动地干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影响最大的形式。

有精气便为生命、为生物，无之便无神气或神变为鬼，为死物。礼乐之教的目的便是端正身行，并因此而具有较强的政教功能。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二程曰：感，动也，有感必有应。通过同类感应的原理，善气自然招来善气即唤起藏于人的身体中的善的气质，从而实现善气满身。

传统理学家的道理感应论仅仅强调说：任何的行为都必须符合道理，感应活动也必须符合道理，却忽略了道理的复数情形，忽略了如何从客观的道德原理转变为主观的道德准则。可是，谁能够排除恶气呢？自然发生的苍天也有恶气，也能够或可能激发人体中的恶气、从而引人向恶。

恶气所生，安得不夭？善气感发善气、促成善行，其中的依据便是理。假如我们将人生视作行走的过程，正确的行走离不开正确的道路，生存也离不开道。

韶乐表达了文王身上的善气，武乐表达了武王身上的善气，这些音乐等艺术可以激发人们身上的良知与善良，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即用：道也之道，音导。

物与自己之性相统一便是公道流行。谁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阳气充斥的经典自然能够成为教导民众的经典。自主感应论不仅坚持气化流行的自然感应观，而且离不开道理感应论。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普遍观念的道，还是作为超越实体的理，皆是普遍存在。荀子曰：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

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这便是一：圣人与理为一，是恰好。

对于有知识的人来看，书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对于一头猪来说，书籍远不如一块地瓜实惠。这种生存原理具有独断性，即承认某些伟大经典的存在。

不仅自然发生的气质活动属于感应，即便是人为的教化等活动也属于自然感应。有感便有应，无感便无应。这种感应活动产生于自然。理学家重拾荀子的教化说。

由和气自然磅礴而发便是乐，乐即和气。离开了特殊而具体的事情，普遍之道无法存在。

所谓超越性存在，即合理的存在。自主的心灵才是主导人类生存进程中的感应活动的真正主人。

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在其生存进程中，人无时无刻不接受外部社会的、他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